父子传受，古难其兼。有开于前，后莫之嗣，作者穷矣。故父作子述，《中庸》以侈周家之盛；而唐史臣传李德裕，亦首表而出之曰：「元和宰相吉甫之子」。夫君臣之道，胥贵于缵承者如此，而况斯文乎。韩昌黎一世儒宗，毫端所向，变化莫测，而得心应手之妙，已不能授其子，他可知也。司马谈之有迁，刘向之有歆，班彪之有固，父子相承，照耀一世，若可尚矣。然三家之子，类皆不善用其身，君子或慊焉。岂文章公器，造物者靳之而不畀人以其全耶？独吾宋三苏先生之出，掩千古而夺之气。其文辞浑浩，如长江大河，沛然莫禦，非断港支流之可望。而其名节峻峙，又如泰山乔岳，岩岩层霄之间，使人耸瞻而不敢议。父作子述之懿，必如是而后可以无愧也。彼三家者，溟涬然下风矣哉。普慈冯公允南，以文名于时，其子澥承之，益大以肆。今观其父子之作，敷腴典重，不费追琢，自合法度，非有本者畴克尔。里人周君锐阅之，契于心，乃锓诸木，俾德固序其首。辞不获命，则以其素所感者书焉。嘉定乙亥中秋日，梧溪散人何德固叔坚序。

匈奴大国，多变诈，交接得其情，则却敌折冲；应对入其数，则反为轻欺（《后汉•南匈奴传》：司徒掾班彪奏。）。

《汉武帝故事》，班周撰。刘伟明跋以周为成、哀间人，又以故事中言迎神君说鬼神事，疑后人托为之。余观《汉书》，武帝初即位，尤敬鬼神之事，长陵女子神君之说，及李少君文成五利相缀，以鬼神方见上，能使物却老，夜致王夫人及窦鬼之貌，其事异甚。既久，言方者亦衰，天子始怠厌方士之怪迂语，然犹羁縻弗绝，冀遇其真。则武帝之庸陋，溺于怪物，始终不移，二史可以槩见，伟明何为而疑之？且其文雄深简古，类《西汉书》，非班固不能作也。固父彪在西京时已好述作，采前史遗事，其间指成帝元延年号谓之今上者，亦当时所记之语如此。意班固缵其父书，踵而成之，后人流传，误写「固」作「周」尔。设或成、哀间别有班周能为此书，其人必暴耀于当时，而决不泯绝于世，曷为姓名不少见于他书，而古今学者未尝道哉？

闻开封判官吴几复奉诏勘王永年告其妻之兄弟宗室叔皮、叔兼等易衣私出求卜，言涉不顺，及永年妻赵氏又讼永年盗官钱事，是时永年未死，几复已索永年与叔皮、杨绘、窦卞书简，皆不问，乃以他事为辞，乞送府司勘结，显为有所畏避。案几复人物庸下，素行污鄙，京府之任已为玷窃，复敢阴党贵势，巧避君命，乞行黜责。

昔遂初之显禄兮，遭闾阖之开通。蹠三台而上征兮，入北辰之紫官。备列宿于钩陈兮，拥大常之枢极。总六龙于驷房兮，奉华盖于帝侧。惟太阶之侈阔兮，机衡为之难运。惧魁杓之前后兮，遂隆集于河滨。遭阳侯之丰沛兮，乘素波以聊戾。得玄武之嘉兆兮，守五原之烽燧。二乘驾而既俟，仆夫期而在□。驰太行之严防（《水经·泌水》注作「险峻」）兮，入天井之乔关。历冈岑以升降兮，马龙腾以超摅（本作「起摅」，从《文选·赭白马赋》注改。）。无双驷以优游兮，济黎侯之旧居。心涤荡以慕远兮，回高都而北征。剧强秦之暴虐兮，吊赵括于长平。好周文之嘉德兮，躬尊贤而下士。骛驷马而观风兮，庆辛甲于长子。哀衰周之失权兮，数辱而莫扶。执孙蒯于屯留兮，救王师于途吾。过下虒而叹息兮，悲平公之作台。背宗周而不恤兮，苟偷乐而惰怠。枝叶落而不省兮，公族阒其无人。曰不爨而俞甚兮，政委弃于家门。载约屦而正朝服兮，降皮弁以为履。宝砾石于庙堂兮，面隋和而不视。始建衰而造乱兮，公室由此遂卑。怜后君之寄寓兮，唁靖公于铜鞮。越侯田而长驱兮，释叔向之飞患。悦善人之有救兮，劳祁奚于太原。何叔子之好直兮，为群邪之所恶。赖祁子之一言兮，几不免乎徂落。䨥美不必为偶兮，时有差而不相及。虽韫宝而求贾兮，嗟千载其焉合？昔仲尼之淑圣兮，竟隘穷乎蔡陈。彼屈原之贞专兮，卒放沈于湘渊。何方直之难容兮，柳下黜出而三辱。蘧瑗抑而再奔兮，岂材知之不足。扬蛾眉而见妒兮，固丑女之情也。曲木恶直绳兮，亦不人之诚也。以夫子之博观兮，何此道之必然。空下时而矔世兮，自命己之取患。悲积习之生常兮，固明智（《文选》张华《答何劭诗》注作「暗」）之所别。叔群既在皂隶兮，六卿兴而为桀。荀寅肆而颛恣兮，吉射叛而擅兵。憎人臣之若兹兮，责赵鞅于晋阳。轶中国之都邑兮，登句注以陵厉。历雁门而入云中兮，超绝辙而远逝。济临沃而遥思兮，垂意兮边都。野萧条以寥廓兮，陵谷错以盘纡。飘寂寥以荒䀛兮，沙埃起之杳冥。回风育其飘忽兮，回飐飐之泠泠。薄涸冻之凝滞兮，沸溪谷之清凉。漂积雪之皑皑兮，涉凝露之降霜。扬雹霰之复陆兮，慨原泉之淩阴。激流澌之漻泪兮，窥九渊之潜淋。飒凄怆以惨怛兮，戚风漻以冽寒。兽望浪以穴窜兮，乌胁翼之浚浚。山萧瑟以鹍鸣兮，树木坏而哇吟。地坼裂而愤忽急兮，石捌破之岩岩。天烈烈以厉高兮，廖𡌉窗以枭穴牛。雁邕邕以迟迟兮，野鹳鸣而嘈嘈。望亭隧之皦皦兮，飞旗帜之翩翩迥（本作「回」，从《文选》班彪《北征赋》注改。）。百里之无家兮，路修远而（本作「之」，从《文选》班彪《北征赋》注改。）绵绵。于是勒障塞而固守兮，奋武灵之精诚。摅赵奢之策虑兮，威谋完乎金城。外折冲以无虞兮，内抚民以永宁。既邕容以自得兮，唯惕惧于竺寒。攸潜温之玄室兮，涤浊秽于太清。反情素于寂漠兮，居华体之冥冥。玩琴书（本作「书琴」，从《文选》何劭《答张华诗》注，陶潜《经曲阿诗》注《归去来辞》注，石崇《思归引》注乙转。）以条畅兮，考性命之变态。运四时而览阴阳兮，总万物之珍怪。虽穷天地之极变兮，曾何足乎留意。长恬淡以欢娱兮，固贤圣之所喜。

乱曰：□幽潜德，含圣神兮。抱奇内光，自得真兮。宠幸浮寄，奇无常兮。寄之去留，亦何伤兮。大人之度，品物齐兮。舍位之过，忽若遗兮。求位得位，固其常兮。守信保己，比老彭兮（《艺文类聚》二十七，《古文苑》。）。

唐、虞、三代，《诗》《书》所及，世有史官，以司典籍，暨于诸侯，国自有史。故《孟子》曰：「楚之《梼杌》，晋之《乘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其事一也」。定、哀之间，鲁君子左丘胆论集其文，作《左氏传》三十篇，又撰异同，号曰《国语》，二十篇，由是《乘》《梼杌》之事遂暗，而《左氏》《国语》独章。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《春秋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，号曰《世本》，一十五篇。春秋之后，七国并争。秦并诸侯，则有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。汉兴定天下，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，作《楚汉春秋》九篇。孝武之世，太史令司马迁采《左氏》《国语》，删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，据楚、汉列国时事，上自黄帝，下讫获麟，作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书、表凡百三十篇，而十篇缺焉。迁之所记，从汉元至武，则以绝其功也。至于采经摭传，分散百家之事，甚多疏略，不如其本，务欲以多闯广载为功，论议浅而不笃。其论术学，则崇黄、老而薄《五经》；序货殖，则轻仁义而羞贫穷；道游侠，而贱守节而贵俗功，此其大敝伤道，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。然善述序事理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野，文质相称，盖良史之才也。诚令迁依《五经》之法言，同圣人之是非，意亦庶几矣。夫百家之书，犹可法也。若《左氏》《国语》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《楚汉春秋》《太史公书》，今之所以知古，后之所由观前，圣人之耳目也。司马迁序帝王则曰《本世》，公侯传国则曰《世家》，卿士特起则曰《列传》。又进项羽，陈涉而黜淮南、衡山细意委曲，条例不经。若迁之著作，采获古今，贯穿经传，至广博也。一人之精，文重思烦，故其书刊落不尽，尚有盈辞，多不齐一。若序司马相如，举郡县，著其字，至萧、曹、陈平之属，及董仲舒并时之人，不记其字，或县而不郡者，盖不暇也。今此后篇，慎核其事，整齐其文，不为世家，唯纪、传而已。传曰：「杀史见极，平易正直，《春秋》之义也（《后汉·班彪传》，又见袁宏《后汉纪》十三，有删节。）」。

孔子称「性相近，习相远也」。贾谊以为「习与善人居，不能无为善，犹生长于齐，不能无齐言也。习与恶人居，不能无为恶，犹生长于楚，不能无楚言也」。是以圣人审所与居，而戒慎所习。昔成王之为孺子，出则周公、召公、太失，入则太颠、闳天、南宫括、散宜生，左右前后，礼无违者，故成王一日即位，天下旷然太平。是以《春秋》「爱子教以义方，不纳于邪。骄奢淫佚，所自邪也」。《诗》云：「贻厥孙谋，以宴翼子」。言武王之谋遗子孙也。汉兴，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，贾谊教梁王以《诗》《书》。及至中宗，亦令刘向、王褒、萧望之、周堪之徒，以文章儒学，保训东宫以下，莫不崇简其人，就成德器。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，修习礼乐，而傅相未置贤才，官属多阙旧典。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，以为太子太傅，东宫及诸王国，备置官属。又旧制，太子食汤沐十县，设周卫交戟，五日一朝，因坐东箱，省视膳食，其非朝日，使仆、中允旦旦请问而已，明不媟黩，广其敬也（《后汉·班彪传》）。

臣闻师曰：「太学、明堂、辟雍者，礼乐之府，诗书之林（《北堂书钞》八十三引班彪奏）」。

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：「匈奴大国，多变诈。交接得其情，则却敌折冲；应对入其数，则反为轻欺」。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，惧谋其国，故数乞和亲，又远驱牛马，与汉合市，重遣名王，多所贡献，斯皆外示富强，以相欺诞也。臣见其献益重，知其国益虚，归亲愈数，为惧愈多。然今既未获助南，则亦不宜绝北，羁縻之义，礼无不答。谓可颇加赏赐，略与所献相当，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、郅至行事。报答之辞，令必有适。今立稿草并上，曰：「单于不忘汉恩，追念先祖旧约，欲修和亲，以辅身安国，计议甚高，为单于嘉之。往者匈奴数有乖乱，呼韩邪、郅支自相仇隙，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，故各遗侍子称藩保塞。其后郅支忿戾，自绝皇泽，而呼韩附亲，忠孝弥著。及来灭郅支。遂保国传嗣，子孙相继。今南单于携众向南，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，次第当立，而侵夺失职，猜疑相背，数请兵将，归埽北庭，策谋纷纭，无所不至。惟念斯言，不可独听，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，欲修和亲，故拒而未许，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。汉秉威信，总率万国，日月所照，皆为臣妾。殊俗百蛮，义无亲疏，服顺者褒赏，畔逆者诛罚，善恶之效，呼韩、郅支是也。今单于欲修和亲，款诚已达，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？西域国属匈奴，与属汉何异？单于数连兵乱，国内虚耗，贡物裁以通礼，何必献马裘？今赍杂缯五百匹，弓鞬韇丸一，矢四发，遣遗单于。又赐献马左骨都侯、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，斩马剑各一。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、瑟空侯皆败，愿复裁赐。念单于国尚未安，方厉武节，以战攻为务，竽瑟之用，不如良弓利剑，故未以赍。朕不爱小物于单于，便宜所欲，遣驿以闻（《后汉·南匈奴传》「建武二十八年，北匈奴复遣使诣阙，更乞和亲。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。司徒掾班彪奏」。）」。

历代之君或以功或以德而受天命也，然班彪作《王命论》以为出于天命，唐柳宗元作《贞符书》以为由于人事，何耶？

呜呼，天人之际未易言也，人事得则天命归，人事失则天命去，是天命即人事也，人事即天命也，岂人事之外别有天命哉？愚尝持是说以观历代数千百载间，上自唐虞，下迄五季，凡所谓尽人事以祈天命者，不过德与功而已。有德以受天命，唐虞三代是也；有功以受天命，汉唐是也。若夫魏晋而下，泯泯棼棼，例无功德，天命亦从而去焉。夫受天命以德，则以位相禅，而天下不以为私；以兵相攻，而天下不以为暴。此无他，天地有奉，生民有庇也。故乱而复治，绝而复续，必数百年而后已焉。以功而受天命，则布衣崛起，而大业不难成，仗剑请命，而大勋不难集。此无他，亦天地有奉，生民有庇也。故亦乱而复治，绝而复续，数百年而后已焉。若乃无德与功，而欲窃上天之命，则近不过于数十载，远不过于再传，安能绵绵不替，如瓜瓞之咏耶？请试言之。尧继喾而黎民臻于变之风，舜继尧而天民蒙垂拱之治，揖逊之德，为如何也！夏之有天下，始于嗣舜，而传世十有六王。商之有天下，始于克夏，而传世二十八王。周之有天下，始于伐商，而传世三十六王。继述之德，为何如也！故曰，唐虞三代以德而受天命者以此。春秋之后，六国争雄，至秦并之而不能守。汉高祖起自丰沛，乘秦之乱，云合响应，八年而天下为汉。传世二十五，历四百年，有功于民可知也。典午之时，南北分裂，至隋并之，而不能守。唐太祖起自晋阳，乘隋之乱，席卷长驱，六年而天下为唐。传世十八，历三百年，有功于民可知也。故曰汉唐以功而受天命者以此。若夫汉之后而有当涂之魏，以至杨氏之隋，唐之后而有朱氏之梁，以至郭氏之周，虽各得正统年号之纪，承承不替。然取以权谋，则人复以权谋取之，此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是也；取以诈力，则人复以诈力取之，此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是也。大抵纷纷籍籍，代雌代雄，故曰无德无功，天命亦从而去焉。国家皇天眷命，历数过于汉唐。艺祖开基受禅同于舜禹，削平僭叛，混一海宇，则有德于天下，有功于民，未可量也。肆及主上，运遭艰难，未克复平，或者归咎于天，故执事作为问目。以班叔皮《王命论》、柳子厚《贞符书》下询诸生，愚敢不罄所闻以对？夫怪力乱神之事，圣人之所不言；图谶符瑞之学，君子之所不取。若叔皮作《王命论》，是特知高祖之兴，五星聚，白蛇分，而不知诛秦灭项，约法三章，则有功于民而后受天命者也。以是观之，叔皮虽世掌史书，岂为无失乎？然所可为今日道者，非柳子厚《贞符书》而何？观其痛隋氏之虐，叹大圣之起，如三代受命之符，一切非之，其言曰：「德绍者嗣，道怠者夺」。岂非以功德为人事耶？岂非以人事为天命耶？推此则今日之事不过修祖宗之德，复祖宗之功，彼区区敌国不足患也。虽然，或者有曰：「关中天府之国，四塞为固，王不得不王，霸不得不霸」。愚谓不然。创业之君，先定于关中，人心所系，可以卜天命之去就焉。若乃中兴之君，既能凭藉祖宗之功德，则关中不患不能取也。何哉？高祖之兴与彊楚相抗者屡矣，论彊弱则楚彊而汉弱，论勇怯则楚勇而汉怯，是以不知人心孰归焉？天命孰与焉？不得不先定关中，以卜汉楚之废兴也。故先入关中而彊项遂灭，四百年之汉始定于此。太宗之兴与群盗相持者亦屡矣，论彊弱则盗彊而唐弱，论勇怯则盗勇而唐怯。是以不知人心孰归焉，天命孰与焉，不得不先取长安以卜唐盗之存亡也，故霍邑一战而老生就擒，三百年之唐始定于此。若乃光武之起，不过延揽英雄，务悦民心，以复高祖之业而已。是虽决策河北，而其后果能安集关中，以成中兴之业焉。肃宗之起亦不过治兵讨贼，委任将帅，以复太宗之业而已。是虽即位灵武，而后果能恢复两京，以造中兴之业焉。故曰中兴之君既能凭藉祖宗之功德，则关中不患不能取也。我主上聪明神武，汉光武、唐肃宗之所不逮也，则所谓功德固已万万于汉唐二君，则朝廷之上岂无如冯异辈安集关中乎？岂无如郭子仪辈恢复两京乎？愚庶几尚及见之。

运之修短，不豫期也（《文选·潘岳西征赋》注。案：此赋今见存者仅二语耳。《艺文类聚》所载，乃班彪作，张溥本误收。案：张溥本有《游居赋》，即《冀州赋》也，乃班彪所作，误收。）。

皇太子五日一至台，因坐东厢，省视膳食，以法制敕大官尚食宰吏，非其朝日，使仆、中允请问，明不媟黩，所以广敬也。太子仆一人，秩千石；中允一人，四百石，主门卫徼巡（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注）。

护羌校尉，武帝置，秩比二千石，持节以护西羌。王莽乱，遂罢。时班彪议，宜复其官，以理冤结。帝从之，以牛邯为护羌校都尉，于陇西令居县（《后汉书·光武纪》注）。

问：昔王通以直大论尧舜，直简论夏商，帝王气象各有不同耶？班固赞高帝虽日不暇给，而规摹弘远。高祖之行事具在，不知指何事而见其弘远耶？唐史臣称太宗制度纪纲，能维持天命。太宗之条教具存，不知因何道而能延永基命耶？后之子孙遵循而勿变者有几，又能加益而昌大者谁欤？抑尝疑之。班固以律令、章程、礼仪为汉规摹，唐史臣以租庸调、六典为唐制度。若班彪、梅福、李绛、崔植皆不苟于为言者。彪、福论高祖之兴，归美于纳善用人，无一语及萧何、叔孙通之所创造。绛、植皆与其君评论贞观之盛，又以为是能用房、杜、王、魏尔，亦勿及其他。二子之论，孰得孰失？岂所谓弘远与夫所谓维持凭藉者，不在彼而在此耶？元帝好儒，威权损夺，若宣帝之严厉当矣，乃自陷于偏杂。宣宗好察，唐室以衰，若文宗之忧勤切矣，亦无补于盛治。何哉？恐必有其故。

尝阅六朝史，至陈宝应使人读《汉书》，闻蒯通说韩信「相君之背贵不可言」之语，而谓之智士，虞寄则告以班彪《王命论》之识所归，为之叹曰：通之设是辞，特以遂其计，反不能取信于当时，史之载是辞，盖以纪其实，而乃贻后世无穷之祸，作史者可不谨哉！及观《纲目分注》，于蒯通所说则削而不存，于班彪所论则载之甚备。吁，亦可以见朱文公之心矣！因是反覆推研，参以《通鉴》，凡所损益，虽片言只字必究极夫事理之所以然，则知前史纪载，是非善恶混焉而莫识其真。简册浩繁，辞义精密，虽未能详尽厥旨，试摭其一二而考订之。贾谊告文帝体貌大臣，谓其以绛侯讥上；威君雅疑李渊而不发兵，谓其引突厥入寇，任尚与邓遵争功，而罪以增级受贿；从谏表士良罪状，而诬以窥伺朝廷；守志不屈指曰不敬，抵排异端目为矫激；而司马昭则谓能以德攻，略其杀诞之罪；扬雄则谓不诡于圣人，遗其美新之失；道成并宋也，曰能全国家；朱温篡唐也，曰能安社稷；孙宏多诈而曰其行谨厚；牛李奸邪而曰谨守格式。才能之真伪、论议之得失，茫无折衷，而所载之事且乖错而失伦。王莽之立司市，与《易·系》正辞之文并录；太宗之击高丽，与夏禹治水之功互纪。铜匦以来告密，而托名于伸冤招谏；白马以陷忠良，而归咎于衣冠浮薄。若此之类，并经《纲目》所削。盖司马文正公之作《通鉴》，因旧史以纪事，其言曰「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」，意可知矣。朱文公之作此书，乃以《纲目》为名，事之得其条理虽莫要于纲，而纤悉具备尤莫详于目。况夫隐伏而难见，疑似而难明，参错同异而难齐，几微之际，又不可以不察也。故大书以提要，分注以备言，言必證其事，事必验其实，刊落浮辞，约归至理。是其天地之心、阴阳之蕴、万物之情、数千百年行事之迹，已洞究于胸中，则纵横泛应，无一而非《春秋》之微意，岂若后世纪传之书而已哉！故曰纲者法家之条令，目者法家之断案，呜呼微矣！然坎井之见不足以识江河之大，蔀屋之陋不足以发日月之光，世之君子能明朱文公之旨者，愿执鞭以请益云。咸淳乙丑仲夏，莆田刘国器谨书。

臣闻龙图出而皇道明，龟书见而帝德昶，斯实冥中之书契也。自瑞官文而卑高陈，民师建而贱贵序，此乃人间之绳式也。是以《唐典》篆钦明之册，《虞书》铭慎徽之篇，《传》著夏氏之《箴》，《诗》录商家之《颂》，斯皆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也。逮于周姬，鉴乎二代，文王开之以两经，公旦申之以六联，郁乎其文，典章大略也。故观《雅》、《颂》，识文武之丕烈，察歌音，辨周公之至孝。是以季札听《风》而知始基，听《颂》而识盛德。至若尼父之别鲁籍，丘明之辨孔志，可谓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者矣。自馀乘、志之比，其亦有趣焉。暨史、班之录，乃文穷于秦、汉，事尽于哀、平，惩劝两书，华实兼载，文质彬彬，富哉言也。令大汉之风，美类三代，炎□□崇，道冠来事。降及华、马、陈、干，咸有放焉。四敷赞弗远，不可力致，岂虚也哉？其馀率见而书，睹事而作者多矣。寻其本末，可往来焉。

唯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，岁越百龄，年几十纪。太祖以弗违开基，武皇以奉时拓业，虎啸域中，龙飞宇外，小往大来，品物咸亨。自兹以降，世济其光。史官叙录，未充其盛。加以东观中圯，册勋有阙，美随日落，善因月稀。故谚曰：一日不书，百事荒芜。至于太和之十一年，先帝、先后，远惟景业，绵绵休烈，若不恢史阐录，惧上业茂功，殆有缺矣。于是召名儒博达之士，充麟阁之选。于时忘臣众短，采臣片志，令臣出纳，授臣丞职，猥属斯事，无所与让。高祖时诏臣曰：「平尔雅志，正尔笔端，书而不法，后世何观」。臣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坠，与著作等鸠集遗文，井取前记，撰为国书。假有新进时贤，制作于此者，恐闺门既异，出入生疑，弦柱既易，善者或谬。自十五年以来，臣使国迁，频有南辕之事，故载笔遂寝，简牍弗张，其于书功录美，不其阙欤？

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，崇祖宗之业，景功未就，奄焉崩殒，凡百黎萌，若无天地。赖遇陛下体明睿之真，应保合之量，恢大明以烛物，履静恭以安邦，天清其气，地乐其静，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，可谓重明叠圣，元首康哉。惟先皇之开创造物，经纶浩旷，加以魏典流制，藻缋垂篇，穷理于有象，尽性于众变，可谓日月出矣，无幽不烛也。《记》曰：善迹者欲人继其行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。故《传》曰：文王基之，周公成之。又曰：无周公之才，不得行周公之事。今之亲王，可谓当之矣。然先皇之茂猷圣达，今王之懿美洞鉴，准之前代，其德靡悔也。时哉时哉，可不光昭哉！合德二仪者，先皇之陶君也。齐明日月者，先皇之洞照也。虑周四时者，先皇之茂功也。合契鬼神者，先皇之玄烛也。迁都改邑者，先皇之达也。变是协和者，先皇之鉴也。思同书轨者，先皇之远也。守在四夷者，先皇之略也。海外有截者，先皇之威也。礼田岐阳者，先皇之义也。张乐岱郊者，先皇之仁也。銮幸幽漠者，先皇之智也。燮伐南荆者，先皇之礼也。升中告成者，先皇之肃也。亲虔宗社者，先皇之敬也。衮实无阙者，先皇之德也。开物成务者，先皇之贞也。观乎人文者，先皇之蕴也。革弊创新者，先皇之志也。孝慈道洽者，先皇之衷也。先皇有大功二十，加以谦尊而光，为而弗有，可谓四三皇而六五帝矣。诚宜功书于竹素，声播于金石。

臣窃谓史官之达者，大则与日月齐明，小则与四时并茂。其大者孔子、左丘是也，小者史迁、班固是也。故能声流于无穷，义昭于来裔。是以金石可灭，而流风不泯者，其唯载籍乎？谚曰：「相门有相，将门有将」。斯不唯其性，盖言习之所得也。窃谓天文之官，太史之职，如有其人，宜其世矣。故《尚书》称羲和世掌天地之官，张衡赋曰「学乎旧史氏」，斯盖世传之义也。若夫良冶之子善知为裘，良弓之子善知为箕，物岂有定，习惯则知耳。所以言及此者，史职不修，事多沦旷，天人之际，不可须臾阙载也。是以谈、迁世事而功立，彪、固世事而名成，此乃前鉴之轨辙，后镜之蓍龟也。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有之，皆陵迟之世，不能容善。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赋，伯喈违阁而就志。近僭晋之世，有佐郎王隐，为著作虞预所毁，亡官在家，昼则樵薪供爨，夜则观文属缀，集成《晋书》，存一代之事，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筝札而已。国之大籍，成于私家，末世之弊，乃至如此，史官之不遇，时也。

今大魏之史，职则身贵，禄则亲荣，优哉游哉，式谷尔休矣。而典谟弗恢者，其有以也。而故著作渔阳傅毗、北平阳尼、河间邢产、广平宋弁、昌黎韩显宗等，并以文才见举，注述是同，皆登年不永，弗终茂绩。前著作程灵虬，同时应举，共掌此务，今从他职，官非所司。唯崔光一人，虽不移任，然侍官两兼，故载述致阙。臣闻载籍之兴，由于大业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垂荐，起于德美，虽时有文质，史有备略，然历世相仍，不改此度也。昔史谈戒其子迁曰：「当世有美而不书，汝之罪也」。是以久而见美。孔明在蜀，不以史官留意，是以久而受讥。取之深衷，史谈之志贤亮远矣。《书》称「无旷庶官」，《诗》有「职思其忧」，臣虽今非所司，然昔忝斯任，故不以草茅自疏，敢言及于此。语曰：「患为之者不必知，知之者不得为」。臣诚不知，强欲为之耳。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，远则拟汉史之叔皮，近则准晋史之绍统，推名求义，欲罢不能，荷恩佩泽，死而后已。今求都下乞一静处，综理国籍，以终前志，官给事力，以充所须。虽不能光启大录，庶不为饱食终日耳。近则期月可就，远也三年有成，正本蕴之麟阁，副贰藏之名山（《魏书·李彪传》）。